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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挺简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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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: 2008-05-15 14:18: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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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叶挺(1896-1946)字希夷,广东惠阳人。北伐名将。曾任粤军第1支队副官,第l师少校参谋、工兵营营长、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警卫团第2营营长。1924年赴苏联莫斯科,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。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同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。1925年9月回国到广州,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处处长、独立团团长,率团参加北伐战争,担任先遣队,长驱直入,所向披靡,连战皆捷,屡建战功,被誉为“铁军”,叶挺也因此被称为“北伐名将”。后升任第4军25师副师长、第11军24师师长。1927年8月1日,参加领导南昌起义,所率24师是起义军的骨干力量。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。12月11日,参加领导广州起义,任工农红军总司令。起义失败后,受到党内错误路线领导人的疏远和排挤,还遭到不公正的组织处分和批评,因而愤然出走,与党脱离了联系,流亡欧洲,旅居海外,后到澳门隐居,长达10年之久。

  抗日战争的枪声打响后,他从报纸上得知中国抗战不利的消息,心急如焚,按捺不住保卫祖国的赤诚之心,迅即回到祖国。首先是在香港、澳门等地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人潘汉年、张云逸,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与国共合作的主张,心中很是兴奋。在张云逸的建议下,他到上海会见了周恩来。在听到周恩来谈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时,受到鼓舞。他当即向周恩来表示,愿意出任改编后的部队军事领导。随后,他又找到陈诚。(陈诚――字辞修,别号“石叟”,陆军一级上将,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十五集团军总司令,是当年叶挺在保定军校学习时,有袍泽之谊的校友。1898年出生于浙江青田高市乡外村,1965年死于台湾。)

  在陈诚引荐下,叶挺见到了蒋介石。在会见中,他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愿意出面集合南方红军游击队,并提议使用“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”的番号。

  此时,蒋介石正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而烦恼。叶挺的突然出现,让他松了一口气,当即同意叶挺的要求。他以为,叶挺脱离共产党长达10年,当了新四军军长后,一定能听他的话,可以通过叶挺,轻易地把共产党的军队牢牢地抓到自己手里,听他的调遣,这样就可以除去心腹之患。于是,他提前一步,抢先于1937年9月28日发布了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的通报。

  然而,叶挺毕竟是叶挺,他的心还在共产党一边。他所想的完全不是老蒋所想。他想的是一心报国,而不是蒋介石的个人之私。

  1937年11月3日,叶挺应中共中央之约到延安,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:暂时在中共组织之外,但愿在中共领导下进行工作。

  毛泽东在考察了解了叶挺的政治立场与意愿后,顿释疑怀,很高兴,于是,欣然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,并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,欢迎叶挺军长。

  叶挺在欢迎会上庄严表示: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。

  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后,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,开展游击战争。1939年5月北渡长江,在皖中庐江县东汤池主持建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,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,在津浦铁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。1940年10月初,指挥皖南部队将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的1万余日伪军击退,共歼敌近3000人。在争取和扩大新四军兵员、装备、给养、防区等方面,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与斗争。

  事实证明,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后,确实不负党的期望,竭尽全力,组建部队,指挥对日作战,建立了功勋。毛泽东高度赞扬他“领导抗敌,卓著勋劳”。

  不料,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,发动了皖南事变。事变中,叶挺率部浴血奋战了7个昼夜。1月14日黄昏,顽军108师派出一个卫士排,打着小白旗到山腰上呼叫,要请叶军长下山谈判。其时,中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饶漱石不知这是敌人的诱降,他代表党要求叶挺军长下山谈判。叶挺不想下山,但为存抗日力量,又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下山。不料,一到山下的108师师部,却不见师长、原东北军的戎纪五(戎纪五原为友军,曾与叶挺关系比较好,但在战前被顾祝同停止了他的指挥权,叶挺不知此情),接见他的竟是52师的副军长,随即被转至52师师部被师长刘秉哲扣押。这时,叶挺发现上当受骗了。1月17日,被羁押到上饶集中营,关入李村监狱。

  叶挺将军入李村监狱不久,皖南事变的直接指挥者、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即以险恶的用心,亲自设下种种陷阱和骗局,妄图以高官厚禄“感化”“收买”将军变节投降。逼迫其侄子叶育青、叶钦和(同在皖南事变中被俘)前去说服叶挺,妄图能以叔侄之情“感化”叶挺,但被拒绝;再就是派叛徒赵凌波以所谓现身说法进行“规劝”。所有这一切,叶挺都不为所动,把来者一一打发走。他教育二个侄子要提高警惕,千万不要受人欺骗,要经受住考验;他痛斥叛徒赵凌波的无耻行为,几个耳光将他赶出门外;他愤然在囚室的墙壁上写下钢铁誓言: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;正气压邪气,不变应万变;三军可以夺帅,匹夫不可夺志;坐牢三个月,胜读十年书。

  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,顾祝同只好亲自出马劝降。他用一辆小车将叶挺接至战区长官司令部,设下丰盛的酒宴,奉其为上宾。还找来几个当时战区的高级将领,如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、政治部主任邓文仪等所谓在保定军校的“同窗”、“好友”,出席作陪。席间,他们对叶挺轮番敬酒,嬉皮笑脸,海阔天空,不着边际地“叙旧”;叶挺则沉着应付,静观变化,不动声色。酒过三巡之后,顾祝同才言归正传,装着满面笑意地说:“委座特地从重庆拍来电报问候军长,说这次新四军违犯军纪……”

  “不对!”叶挺立即打断顾祝同的话,锋芒毕露,激动地说:“新四军是为了顾全大局,答应按你们指定的路线北移。可是你们不按期补充粮食和弹药,故意拖延时日,几次改动北撤路线,而且将我军的北移路线泄露给日军,逼得我们无路可走;同时,你调集重兵对我们进行包围。北移前,我找你报告北撤路线时,你说用人格担保我们的安全,可是你却暗中设下埋伏,以7个师8万人袭击我军部9千人,这就是你说的‘人格’担保!你的‘人格’何在?我们又违反了什么军纪?”

  “这……”顾祝同被叶挺批驳得哑口无言,只得露出真实的意图说:“叶军长,不要误会嘛!新四军这次不在期限内渡江,完全是副军长项英受了延安的指使所为,这与你叶军长无关,你又不是共产党员,何必要代人受过呢?”

  叶挺严正地指出,说:“我是新四军军长,一切应由我负责,谈什么‘代人受过’呢?如果真像蒋介石先生所说的是违犯军纪问题,那你们就公开以军法对我审判,我将把真相宣告于全国人民面前,请你们转告蒋介石先生。至于我的部下,我要求把他们立即释放。”

  说到此,顾祝同感到无法再谈下去,只好把底牌亮出来:“叶军长,你我至交,愿以忠言相告,军长的军事天才早已闻名天下,委座十分钦佩,只要你能说这次事件是新四军违犯军纪,并向外发一个宣告,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位就是你的。我们可以合作抗日嘛!”

  叶挺听完顾祝同这一番话,立即报以冷笑,说:“请你们把这一套收起来吧!今天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,叶挺我一向力主抗日,别无他念。可是你们却反复无常,不顾国共合作、共同抗敌的诺言,悍然发动皖南事变,陷害我新四军。‘合作抗日’这4个字,亏你也说得出口!你们如果诚心找我谈判,就必须先释放我军全体被俘人员,叶挺愿重率旧部奔赴抗日前线。否则,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。头可断,血可流,志不可灭!”

  叶挺将军以大无畏的气魄,击退了顽固派的威逼利诱,以一位勇敢正直的抗日民族英雄的形象站立在天地之间。

  至此,顾祝同垂头丧气,只好狼狈地下令撤去宴席,将叶挺重新送回李村监狱。

  叶挺将军在击败了顾祝同的诱降后,从1月21日起,也就是进上饶集中营的第8天,不顾特务们的日夜监视,开始写作自述文章《囚语》,用激情昂扬的文字,回顾自己早年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参加革命以来的艰难历程,表达对皖南事变中战友牺牲的悲痛心情,以及自己宁死不屈的决心。他回顾了自己在革命的人生旅程中曾6次遇险,并说,皖南事变,这是第7次对他生命的考验。他这样写道:“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战场,又自动投入另一个心灵苦斗的战场了,后者比前者令人提心吊胆更几倍。一个人,当可能到达他生命最后一程的时候,他的感情与理智,或感情与感情,或理智与理智(意识),一切矛盾是最容易一齐表现在他的心头激烈斗争着,比血的战场还要利(厉)害。他需眼泪,好似后者需要血一样,这不是妇人、懦夫的眼泪,是壮士哭战友的眼泪。他需要狂歌,需要狂笑,最后一个意识,一个感情战胜一切了,他发出凯旋的微笑。”这里,十分生动地表达了他无产阶级的生死观和革命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慨。

  作为一个有血肉的人,将军的情感是丰富的,他对人生和妻室儿女十分留恋,并不愿意枉死,但是,他是一位革命的将军,一位抗日的将军,一个富有民族正义感、有强烈责任意识的中国人,他感到,当一个人的责任及环境要求他死时,他又是不惜牺牲个人的性命的。他在记述他开始写《囚语》的那天,回复妻子李秀文的电报时,写道:“电悉,军人天职、人格重于生命。”这是多么豪爽的大丈夫的伟岸胸怀!叶挺之所以有如此气度,是因为他从少年起就养成了为正义宁折不弯腰的倔强性格。他在《囚语》中这样写道:“我幼年性格倔强,直至成人没有改变。”

  然而,叶挺也同常人一样看重生命之可贵,自由之可贵,他同样渴望生命的自由,他认为除了生命,便是自由的可贵了。他写道:‘自由’像水和空气一样,得之不觉可贵,失之则难堪,或至于死,只有在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贵,只有在病中才觉健康可贵。屠格涅夫说过‘我爱自由胜过爱世上的一切’,但是,今日处于监牢中的叶挺,却得不到自由,他感叹:今日仅仅所能做到的‘自由’,是囚徒的‘自由’,仅能从‘不’字上着想,不能从‘要’字上着想,譬如,你想要活,‘他人’偏不要你活。这是你能做到的‘自由’。对这种所谓的‘自由’,他表示了极大怨忿,他表示:“我一日不得自由,必不理发剃须,这是我的自由。”果真从他进监狱起,就开始蓄须铭志。1941年8月,蒋介石的得力干将陈诚,也是叶挺将军先前的部下,再三建议得到蒋介石同意,将叶挺押离上饶集中营,软禁到其管辖战区恩施地方软禁,又经再三相劝,叶挺才把长长的胡须剃去。

  《囚语》是一篇抒情散文,是一曲气壮山河的正气歌,也是投向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檄文。

  2月12日,叶挺在上饶集中营还写了《致蒋介石的一封信(代电稿)》,要顾祝同转呈蒋介石,信中强烈要求“将所部被俘干部不分党籍何属,概予释放,复其自由”,表示“挺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”,并表示个人操守“至死不可变”,“挺不愿苟且偷生,以玷前修,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”。文末写上“临电泰然,心地光明”八个字,字字铿锵,掷地有声。

  叶挺将军在上饶集中营所有的言语、文字和行动,都表现了一位正直的中国军人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士兵、决心为伟大的抗日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和伟大情操。即使是在这样的处境下,他也实践了《新四军军歌》中所唱的“东进,东进,我们是铁的新四军……”铮铮铁骨,百折不挠,是叶挺的灵魂,也是新四军的军魂。

  1941年8月,叶挺将军被押离上饶后,几易囚地,最后囚于重庆红炉厂监狱。在狱中,写下了千古名句《囚歌》

  1946年春天,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,以释放马法五为条件,交换叶挺出狱。(马法五-―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,1945年秋季在我军邯郸反顽军战役中被俘)。蒋介石接受了这个条件。3月4日下午,叶挺得以获释出狱。5日即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入党。3月7日中共中央复电叶挺,高度称赞他“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,经历了各种严重的考验,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”,“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”。4月8日叶挺和王若飞等同志飞赴延安途中,不幸在山西黑茶山失事遇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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